往事并不如烟,代毛泽东受过

2019-10-09 00:20 来源:未知

时间:2012-11-13 19:17:18 来源:不详

天天彩票,         出差路上, 舟车辗转,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就在手机上胡乱翻看,偶然点入一个在线阅读网站,无意间看到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竟然可以免费翻阅全部章节,很久前就听说过这本书,在大陆被禁了十多年,近几年年才放开发行,自然是阉割掉了很多敏感内容,怀着对“反右”至“文革”期间那段历史的好奇,我竟然用了四个多小时的时间,以耗光手机电量为代价,潦草的“翻”完了全书。

反右运动的一号右派是章伯钧,他的罪名是提出“政治设计院”,而这个“政治设计院”后头还隐藏着一个一号秘辛。 我想过几次:反右运动还有什么秘辛没有解开?以我的知识猜想,具有震感性的秘密大概没有了。近日读了长期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局级干部胡治安着的《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惊然发现,一号右派章伯钧身上就有一个一号秘辛,颇具震撼性。请看: 这是一个令人惊疑的悖论。据中国工民主党一位资深人士透露我有义务不说出他的姓名:1957年的反右斗争,内幕极为复杂。章伯钧开始时,死活不承认自己有错,并且有恃无恐地顽抗。他说:政治设计院、两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的!后来彭真亲自上门拜访章伯钧。两人关门密谈了半天,达成了某种协议。章伯钧全面接受批判,定为极右派。又有章伯钧说共产党借他的头,他也同意的活。中共没有亏待章氏的投降,保留了优厚的待遇,逭是后话。毛泽东与章伯钧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两院制等问题,尚难查考,而从章伯钧的有恃无恐到全面投降,再到优待处理,就可推定,此说非空穴来风。 上述故事出自书中《我看1957年“阳谋”与阴谋》的小节《章伯钧“右派言论”来自毛泽东》。这里秘中之秘,不是向作者“泄密”的人是谁,而是“政治设计院、两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泽东的”。既然“原创”是毛泽东的,怎么会从章伯钧口里说出来的呢?胡治安没有解开这个秘,因为“毛泽东与章伯钧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两院制等问题,尚难查考。”不过,关键是我们现在知道,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毛泽东原创的,却栽赃载到章伯钧身上了,最后为了使毛泽东能“下台”,彭真出面周旋,做了一笔政治交易。原来这个一号右派身上还真有一个一号秘辛:“政治设计院”的原创者不是章伯钧,而是毛泽东。后来毛泽东硬是把原创权栽赃栽到章伯钧身上,使章伯钧吞下这枚苦果,获得一笔丰饶的报酬。在章伯钧、彭真的密室交易中,章伯钧作为历练丰富的政治家只能在死活两端考虑得失。他要是揭发出真相,自己恐怕只有死路一条。最后选择了为君王忍辱负重、降志辱身的结果。 这笔政治交易的报酬,就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注: 概述拟定公路、水路交通行业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法规并监督执行。 拟定公路、水路交通行业的发展规划、中长期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交通行业统计和信息引导。]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章诒和说“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不知是故意卖关子,还是确实不知有当初。 不过既然有交易,总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在几部反右运动史中,叶永烈的《反右运动始末》影影绰绰地写到了“从章伯钧的有恃无恐到全面投降”的过程。5月21日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设想或意见。第一个公开批判章伯钧的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吴晗。《人民日报》5月11日发表了吴晗的发言,批驳了“政治设计院”,罪名是反宪法反共产党领导。从此拉开了揭发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注: 安平,京剧净角。-anping]的序幕。 我们看看叶永烈书中的几个小节: 1,章伯钧且战且退——在这个小标题内,发表了章伯钧从6月10日到14日的言论,最后就是一篇“初步检查”《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认为自己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而不是右派分子,自然更不是一号右派了。 2,邓初民给了章伯钧重重一击——毛泽东策划于中南海密室。16日他读到了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注: 基本资料 秘书长:英文名secretary-general在一些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如联合国中的联合国秘书长。]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要害”是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章伯钧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因此,叶永烈说:“毛泽东不愧为精明的战略家。他抓住了赵一明的‘揭发’,捅了章伯钧的‘老底’。因为这意味着章伯钧过去是靠‘中间路线’和‘反共’起家!”于是毛泽东指示“请彭查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是否已在成都报上发表”。 彭真一贯是毛的心腹,在每个政治运动中,鞍前马后、台前台后他都是忠诚可靠的马前卒——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自己成了祭旗的牺牲。经过彭真的联系,查明赵一明的发言已经刊载于《四川日报》,于是《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这一着,又把棋下活了。有的人心领神会,赶快紧跟。邓初民在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题目是《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从历史上,1928年起,揭了章伯钧一贯“反共”的老底。叶永烈说:“这么一来,章伯钧是‘右派’,也就毋庸置疑了!章伯钧且战且退,眼下,已经山穷水尽,没有头退路了。” 这当然是局外人的观察,只看到了台前的表演。章伯钧的“且战且退”,从“有恃无恐到全面投降”,除了毛泽东的“承诺”,使他“服罪”之外,还要有一枪击倒的“子弹”。有了邓初民的这一枪,章伯钧已经无法反悔了。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也是他厉害之处。 他不能让章伯钧倒打一耙,一点余地也不留。毛泽东最后把章伯钧还要逼到“违心承认‘章罗同盟’”,一个子虚乌有的被毛泽东有罪推定的“章罗联盟”,并且在全国人代会上做了《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章伯钧已经彻底举手投降,没有一点退路了。而罗隆基,则是“矢口否认‘章罗同盟’”,“请求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彻底查究‘章罗联盟’”。罗隆基气愤地说,就是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谋。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来说这个1957年的最大冤案“章罗联盟”。倒是可以回顾一下章罗两人绝然不同的态度。章伯钧为什么那么爽快地认罪呢?一要替老毛埋单,认下“政治设计院”的原创权,二是要认下子虚乌有的“章罗联盟”。这可是天大的冤案呀!他到处诉说,毛泽东要借他的头都可以,何况承认这么一点罪!他终于明白了一个古老的天条: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他不埋单,老毛不会心慈手软的。罗隆基大概到死也不知道内情,原来毛泽东通过彭真和章伯钧做了一笔幕后交易,否则,他会把章伯钧捣成浆糊。 毛泽东从来是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在这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他成了无往不胜的总司令,章伯钧成了中国第一号大右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阴谋阳谋的最大牺牲品。他的付出,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有的理解。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点:第一,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运用诱敌深入、引蛇出洞的成功实例还有“教授治校”问题,4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他叫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个敏感问题,然后加罪于人。我们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陆侃如就中了计,是一个殉葬品。 第二,毛泽东是足智多谋奸计多端的君主。章伯钧虽然俯首投降了,但是他还要防备章伯钧有朝一日走漏老底,所以他要在章伯钧家安插一个“卧底”。这样我们读到了章诒和写的《家有卧底冯亦代》:“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 朱正写了《“线人”是如何炼成的?——从“冯亦代现象”管窥反右运动中的告密文化》,说:“看了冯的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情况确实如此。余英时先生写的《人生识字忧患始》,顺便举了一个例子龙榆生1902—1966。龙榆生是一位着名的词家,词学的造诣也很高,尤其在清词方面。一九五六年由于陈毅的赏识和推介,曾受遇毛XX招宴的荣宠,当筵献词,有“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之句。但不知什么缘故,两年后他在上海竟被打成右派,不但降级减薪,而且“丧失原有社会地位,朋辈往还遂稀。”《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九六一年条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先生摘帽,先生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先生处境稍胜于前。” 龙榆生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年谱》作者没有一句解释的话。但《年谱》保存了两件官方文书,解答了我们的疑问。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一九六一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注: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凯撒都有了自己名字命名的月份,罗马市民和元老院要求当时的罗马皇帝梯比里乌斯用其名命名11月。但梯比里乌斯没有同意,]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原来他的“摘帽”是有交换条件的,即答应暗中为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不用说,所谓“某对象”一定是他平时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否则这个“任务”不可能落在他的身上。“配合尚好”、“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等褒词证实了他在最后五年中曾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许多有关“某对象”的秘密报告。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个“某对象”当然是有相当高地位的人,恐怕也是龙榆生的朋友,不是一般的右派。解放后初期,龙榆生着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两本很风行的词选。龙榆生打右派,据说是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指示。 2010-5-28于山东大学附中

       首先说说该书的作者章诒和女士,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她。他是章伯钧的次女,那么章伯钧又是谁呢?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按:互动百科如是介绍,章伯钧,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因给中共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方案,而被划为右派,为“章罗联盟”的“黑老大”,也是中国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之一)。

         在这本书中,作者章诒和女士以回忆录的形式,以晚辈的视角讲述了六组她父母友人的经历,这些人物同样也是她自己的友人。他们分别是共和国第一任法务部长同时也是史良、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民国四公子之一的收藏家张伯驹及夫人潘素、康有为次女康同璧女士及女儿罗仪凤女士、著名作家聂绀弩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从文学角度来讲,该书可读性非常强,我一路颠簸着看,竟然丝毫不觉得困倦,作者的文学素养、遣词造句的造诣,应该说算得上是一大名家,毕竟是名门之后。

         六个篇章中,作者根据所描述主人公的特点,都加了特定的修饰性定语,在这众多的人物中,我认为描述的最为有血有肉的就是史良了。描写史良的定语是“正在有情无思间”,这位传奇女性,是共和国成立时的首任法务部部长,也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性部长之一(另一位是卫生部长李德全),在抗战时期就是声明赫赫的“民主七君子”之一,在章诒和的眼中她是一位高贵而美丽的女性,是一位她从心底里感到崇拜的长辈。这位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士,却在反右斗争中保存的只是一个斗士的姿势,而失去的是斗士的那种正义感。原来与章伯钧私交甚笃的史良,一夜间就成为了揭发与批判的章伯钧的勇士。几天前作为朋友之间的心里话,也成为了史良手中的炮弹。史良在民盟会议上的发言击中的她昨日的友人,因为章伯钧的确没有想到这发要命的子弹竟发自于他极为信任的史良之口,神情沮丧的他对此事只说了 “她很有准备” 一句话。如果说史良在决定开口之前,真的如章诒和的母亲所言“先要接受良心的考验”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了这番发言。这种人物角色的转换当时不只是发生在史良一个人身上,许多人都极为自然地,在不由自主地转换或调整自己的角色。

         那是一个心灵高度扭曲的时代,扭曲了心灵已分不清真伪与善恶了。时过境迁,在史良的追悼会上,章伯钧夫人李建生竟嚎啕大哭几乎昏厥,是悲伤?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怀?还是掺杂的有其他因素?我想,我们是不得而知对的。我一直在想象,1957年那个沉闷的夏天,当史良从大获全胜的批斗会场回家,一盏孤灯下,重新阅读珍藏密室的罗隆基情书,心里又是何种感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愤还是私怨?谁能予以分辨?

         在描述康同璧母女的篇章中,作者用了“最后的贵族”这一定语,作为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绝对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丈夫去世,家道中落,这位风华绝代、通晓多国文字、精通经史子集的七十岁老妇人,顶着政协委员的头衔与一个四十岁尚未出嫁的女儿相依为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在生活方式、待人接物上竟然讲究得让人汗颜,厅堂的摆设、居家、会客的衣着打扮、就连三年灾害时期,早餐水准从西点降为粤点后来只能吃北京油糕,也仍然极为讲究,一周七天的早餐,就连腐乳都不重样,你可以说这是奢侈、也可以说是小资情调、甚至可以说是瞎讲究,然而,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家,座上宾都是社会名流,为了安排两位民主人士见面,老太太冒着极大的风险,连早餐的油糕钱都节省下来,也要很体面的创造了章伯钧和章乃器先生的人生最后一次晤面。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一片文章,一位大家闺秀,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派到五七干校去干活,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家依然每天化淡妆,穿高跟鞋干农活,绝世而卓立的精神让监管者都为之动容,我想,我们现在社会,不正是缺乏这种精神吗?人们认为,经济地位决定了一切,有了钱,就是贵族,有了钱就是上层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康同璧年过八旬,仍然在竭力的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顽强的拒绝帮助和搀扶,就连最后在医院病逝的时候,都还叮嘱女儿要让自己体面的、有仪态的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些,不得不让人为之动容吧。

         在思想方面,章诒和为读者提供的是另一幅精神活动的画面。作者所写的历史人物,都是在1957年经历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以往关于反右运动的学术研究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精神活动,一向较少为人所知。章诒和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作为章伯钧的女儿,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她以非常个人化的视角,写出了这些曾经辉煌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劫难中的精神活动。

         历史在一瞬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这样的命运并没有完全把他们的精神摧垮,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在沉默中并没有放弃思想,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情景中常常以特殊的方式保持了自己对文化和精神活动追求。中国高层右派的真实生活,当年曹聚仁在他的《北行小语》中曾有过一些记载,但因为曹聚仁特殊的身份,他笔下中国高层右派的日常生活与章诒和笔下右派的内心世界并不完全统一,章诒和可能传达出了更为真实的历史和思想信息,因为她对历史记忆所保持的判断更为清晰。虽然因为章诒和有时过于看重文字的感染力而会使读者对真实的历史闪过怀疑的念头,但因为她对历史整体记忆的真实性,读者还是愿意相信她的历史感觉。

        至于从政治的角度来评判这本书的话,一来我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知之甚少,二来我出生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对于“反右”、“文革”的历史并未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很多碎片化的东西并不能真实的反应当时的现状,所以没办法做出客观的评价。但是有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该书是站在上层人物的角度去刻画去描写,那些政治人物的沉浮,多半与其给当权者提建议、发牢骚、批评时政有关,并未有任何“与民请命”的因素,章伯钧和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悲剧,在于他们希望民主党派能够与GCD分庭抗礼,共同执政,而作者笔下的史良,有出卖朋友的嫌疑,也是为了在政治风波中安身立命,至于“最后的贵族”康同碧母女,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仍然请着两个帮佣来打理家务,心情不好还给女佣打耳光;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之后,仍然喝下午茶、看戏剧、名流聚会,行政级别从三级降到七级,仍然有秘书、保姆、厨师、轿车等等待遇……从一介平民的角度,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该关心的,最该体贴的,应该是基层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好啦,就写这么多吧!手机打字,实在是累累累!再说,眼睛也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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